我还是我时代变了倪萍的名人故事

我还是我时代变了倪萍的名人故事

倪萍坐在央视新大楼的化妆间里，国家电视台的端庄依然挂在脸上。只是如今她55岁了，更像个和蔼的邻家阿姨。

午后的阳光投射向宏伟的央视大楼，通透的玻璃墙体反射着崭新的时代。不久前，倪萍第一次走进这座巨大的演播厅，整个人都是“摇摇晃晃”的。“那里像个迷宫一样，让我不停地感叹今非昔比”。

今非昔比的还有倪萍自己。曾经，她是连续13年站上春晚的“央视一姐”，是承载一代人记忆的大众偶像。如今退居二线，她却仍因为国家电视台的烙印，而被人们重新解构定义。十年后，倪萍回来了。她是否仍然能够适应这个时代？

1.我还是我

“孩子，那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——央视舞台上，这个28岁的大男孩有些羞涩。他没能认出眼前这位主持人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倪萍。在这档名为《等着我》的公益寻亲节目里，他来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。

一本杂志曾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一次，倪萍去菜场买菜，被菜贩拉住胳膊：“你是倪萍吧？怎么这么老？”菜贩说着就哭开了：“是不是过得不好？”

其实倪萍过得挺好，写书、画画，过自己的日子……只是如今，她重回聚光灯下，又成了“站在前台端盘子的人”。

一个月前，为了减肥，倪萍被助理逼着喝了三天的减肥果汁。那18个花花绿绿的小瓶子，意味着三天的全部饮食。这东西喝得人恶心，喝了三天，倪萍还胖了几斤。

年轻人都希望倪萍拥有一个华丽的复出。他们建议她全方位“收拾一下”，甚至帮她设计了一系列的“宣传计划”。倪萍只说：“罢了罢了，亲爱的小同事们，这不是唯一的手段。我们踏踏实实地把节目做好，好馆子会有回头客的。你们努力打造我，能打造成谁？能收拾到18岁？”她让化妆师卸下了所有的装饰，淡妆素抹，低调的出场了。

主持人——“倪萍”——这两个字仿佛是属于过去的时代。如今的人们再谈起那个属于“倪萍”的舞台，免不了用另两个字来形容它——煽情。

倪萍从来没有回避这样的非议。复出舞台之前，她就曾给自己立下规矩：“一不煽情，二不要钱”。

不过这两天，倪萍还是坏了自己的规矩。

她忍不住哭了两鼻子，尽管她肯定也知道，如今并不是所有观众都喜欢这套。在外人看来，或许那出自她学表演时的“斯坦尼斯拉夫体系”——“进入特定角色情境、找到所需情感定位”。但在熟悉倪萍的人看来，那眼泪一定出自她山东人的真性情。

一天前，她又忍不住打破第二条“戒律”，开始劝人捐款——为了《等着我》节目里，一位癌症晚期，却坚持资助着两个孩子的48岁母亲。

不过，在如今的时代，并非所有人都对倪萍抱有善意。在她复出不久后，一家站就把《55岁倪萍 十年后重返央视荧屏》的报道，改了个更加劲爆的标题——《倪萍似抱怨央视：估计找不到人了才想起我》。

“本来是她的一句玩笑。”助理小倩有些委屈，“倪萍老师是特别爱开玩笑的人。有许多人不是看个内容，就看个标题。”后来，倪萍干脆接下了《光明日报》的约稿——与其让别人误解，还不如自己写。

很多记者都说，舞台上倪萍的风格变了，少了煽情，多了亲切。有时候，倪萍甚至会收起主持人的“职业感”——尽管那本可以让节目的冲突更加激烈。比如这一天，她像个老大姐，叫停了嘉宾的发言，好让台上的求助者哭着发泄完自己的伤悲。

倪萍自己如此形容新旧两个舞台。“春节这样的时光，每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不同于一般的日子。”而如今，她自己要面对的是“社会最底层的苦难者”。“主持人就是这样，在一千种条件下，用同一种主持风格你能完成么？完成不了。好的主持人，基本上是一个服务性的角色。”

“内心的状态我觉得我还是一样的。”——在倪萍自己看来，当年的煽情腔，如今的拉家常，不意味着倪萍是怎样的人，只意味着舞台需要怎样的'倪萍。

2.时代变了

5月22日这天，听说倪萍回来了，央视导演周晓东特意跑到化妆间来看她。当年，他是倪萍曾经的工作伙伴，《综艺大观》的制片人，如今他“还有六个月退休”。

“状态还不错！”周晓东说。

倪萍开玩笑的兴致又来了：“退休出来‘乱嘚瑟’，发挥余热。”

“综艺大观”这四个字，早已在2003年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，离开的时间比倪萍仅仅早了几个月。虽然，如今它成为了过去时，但在那个娱乐贫瘠的中国，它却代表着一个崭新的时代：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档1990年3月14日开播的节目，是国家电视台唯一的综艺栏目。

也正是那时候，倪萍开启了她的“倪萍”时代——她连续13年站在面对十几亿观众的春晚舞台，并出现在一部部电影里。对于那时的倪萍，“黑土”赵本山的一句话足够代表性：“倪萍就是我的梦中情人！”

是的，那时候，她，倪萍，是大众的偶像，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。

当娱乐节目越来越多样，综艺主持人越来越年轻，2004年的春晚舞台上，倪萍的时代还是结束了。这一天，她最后一次说出了“新年的钟声……”

“思想上早就退休了，离开春节晚会，我感觉就退休了。”

淡出节目舞台的日子，倪萍开始在家里写她的第二本书《姥姥语录》，她出门坐地铁、打车，有时候也自己上街买菜。当然，人们仍然消费着她的家庭、孩子、婚姻……

50岁那年，倪萍开始画画。有朋友说她是“华丽转身”，她80岁的母亲却听成了——“滑稽转身”。

2010年的政协会上，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发现：倪萍老了。她跪地为冯小刚等委员拍照的照片，开始被人们调侃。这一次更让倪萍陷入窘境的是，作为政协委员的她说了一句：“从不投反对票、不给政府添乱”。

倪萍把国家比作父母——“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，也知道父母的难处，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，但是在难处、优点、缺点当中，你还得体谅父母……”

这是倪萍的风格。就像她喜欢讲另一个故事，来回答你的问题。在过去，这的确是再好不过的标准答案。然而如今，时代变了。

2011年，倪萍被评为“共和国脊梁——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”，并出席了颁奖典礼，但媒体很快曝出，这一奖项的主办方曾向其他参选者收取参选费，并受到民政部的行政处罚。

有人开始质疑倪萍这个“脊梁”——“得了颈椎病”。

那时候的倪萍正忙着在家画画，准备出版继《日子》、《姥姥语录》之后的第三本《倪萍画日子》。她几乎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，当然她也坚信她姥姥的那句话：“自己不倒，谁也推不倒；自己倒了，谁也扶不起来。”

倪萍并不关心为何这个时代的人开始把矛头指向自己。她觉得，这样的问题，更应该去问那些喜欢批评的人。

在倪萍的质疑者，作家李承鹏看来，倪萍和他的区别“就是《李可乐抗拆记》和《姥姥语录》的区别，这不是两本书，是两个中国。”

当然更多人的情绪，则源于倪萍身上国家电视台的烙印。尽管她已经离开央视的主持岗位多年，但在这个反权威的时代，“倪萍”——这两个字本身，就足够具有代表性。

2012年，倪萍又被媒体描绘成了“哑巴委员”。那一天的政协会上，有记者问她这一年提案，她回答：“这么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”。随后有记者问其为何不接受采访，倪萍喜欢插科打诨的性子又上来了：“孩子，你就当我哑巴吧！”

对于那些莫名其妙的曲解和攻击，助理小倩说：“有时候我都不大能接受，但她生活的阅历、经历的苦难决定她还是可以接受。她是个内心强大的人，不然早就被绊到了。”

真实的倪萍其实并非对这个国家的苦难毫不关心：汶川地震，她捐了一百万。扶贫拍卖，她捐了两幅画，卖了118万元。在政协会上，她的提案关注“文化产业”、“打击山寨”、“留守儿童”“保护文物”。而在微博上，她为了西藏孩子向李娜“逼捐”……

倪萍也会觉得，在这个时代，很多声音开始带有恶意：““过去我们批评一个人都得想半天，骂人就更少了。现在批评、骂人都特别随便。骂的人挺随便，听的人也不当回事儿。我特别坚信这个状况不会长久，因为这个东西享受的意义不大。就是骂一下解解气。你知道，人的气是有限的，就像气球一样，撒了气就挺没劲的了。你就发现另外的东西挺有劲的——就是那种真正意义上有共鸣的，能够引领着你往前走的东西。”

倪萍开始像给孩子讲道理那样，调皮地作了两下低头的动作——当然这道理又有些倪萍式的主旋律：“人越低头、越低头，就会栽在地上。人抬起头，有时候能够看见阳光。虽然阳光不是每天都有，但其实抬起头你总能看到阳光晒在身上。”

3.从容而活

倪萍或许不会同意别人给她贴上“古董”的标签。她说，“这十年你不是埋在地底下，而是跟着时代在走”。

倪萍的骨子里其实从来没有放下话筒。很多年轻记者问她：观众不同、时代不同，过去的主持人再上这个舞台是否很难适应？

倪萍又开始用另一个比喻来讲述她的道理：“其实你问哪个老年人，说二十年前没有麦当劳，现在的老人一口不吃？现在的衣服，大的套小的、小的套大的，我这样的老年人还不是一样适应。其实每个人都脱离不了这个时代，不因为时代变化，而不跟时代同步。”

喜欢讲笑话的倪萍也会自我调侃，说自己老了、胖了、变难看了……节目录制的间隙，她像个邻家阿姨为观众解闷。她说自己想不明白为什么新节目的访谈要站着聊：“他们告诉我，我过时了。‘现在流行站着聊，你们坐着都是老电视’。好么，那躺着聊还旧社会电视呢！”

生活中的倪萍是个更有趣的人。为了帮栏目宣传，她重新恢复写微博的习惯，且更新频繁：有时炫耀炫耀厨艺，有时嘲弄嘲弄朋友，有时调侃调侃赵忠祥——“帮赵老师涨涨粉丝。”

“像我们这个年龄，不是心硬了，而是可以特别客观的面对自己和这个社会，反而活得从容了，不那么着急了，一时半会儿也惹不怒了。所以我会在微博上经常跟他们开点玩笑。”

倪萍说她“以前在后厨不需要吆喝，现在出来端盘子一定要招呼”。当然，她也并不担心“复出”会给自己引来非议：

“我没有那样的祈求：‘出来啦！鼓掌！’另外，我对自己也有数，更重要的是从前经历过，你没有的事儿，（人家）还把你骂得狗血喷头。更何况你再有什么事，你都能承受和接受。永远说人的人，你怎么做他都说。所以你力图改变他们，真的不大可能。所以你没有愿望去改变他们。你做的这个事是干嘛，你心里清楚。同时你也知道这个社会大多数人还是有尺度的。很多骂声你也不用怕，有人在看着，有人在听着，就有是非观念。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那两个字：事实。”

事实是，在倪萍的55岁这年，人们很难再为她下一个定义：她是个“好大姐”，还是个“差委员”？

她是电影里演绎苦难的底层母亲，是舞台上表现煽情的国家面孔，还是生活中插科打诨的邻家阿姨？……这些形象哪个更接近倪萍？——倪萍自己的答案是：“都是我，你看，人性就是这么复杂。”

如果人生是个舞台，这些都属于“节目的需要”。倪萍有一句话说得挺有道理——“在一千种条件下，用同一种主持风格。你能完成么？完成不了。”

当然在这个时代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每一种条件下的每一种“主持风格”：它们有的属于舞台，有的属于生活，有的属于旧时代，有的属于主旋律——当然，唯一的共同，它们都属于倪萍。